自清中叶以后，碑学中兴，一时习碑者蔚然成风，名家辈出。碑学的兴起使人们一度忽视了帖学的发展，最近十几年，随着人们（特别是高等专业院校及展览）对帖学的重视，习帖者日众，有人甚至预言，当代是帖学的中兴时期。其实，无论碑学还是帖学都是书法传统的积淀，都是我们应该好好继承的。艺术就怕盲从，所以，在这样的背景下采访孙伯翔先生，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。——编者
一种书风，在当代形成一种潮流，或许并不难。近30年来，书坛各种流派相继登场，引一时之风流者众，而得一世之风流者寡。有位朋友曾对记者说，若论影响，孙伯翔才是当代“流行书风”真正的引导者，因为他深刻地影响着碑学的发展与方向。他的书法由几十年苦功所凝聚，更与南帖相融，追随者众，出成果者多，且都不流于媚俗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孙先生不事张扬，从不停止艺术追求的步伐，使得这位“领军人物”不知不觉站在了当代书坛的前沿。
记者：您早年习唐楷，在年近40岁时才开始习碑。唐楷对您的书法有没有影响？
孙伯翔：早年不知什么叫书法，更不知什么叫书法家，只是凭兴趣在写。我们那代人学书法不写唐楷的很少，我也不例外。对我个人来说，写唐楷为后来写北碑奠定了基础，有一定的好处。
记者：唐楷是学书法的必由之路吗？
孙伯翔：我觉得是必由之路。
记者：启功先生曾有诗“透过刀锋看笔锋”，在具体的临习或创作中您是如何做到的？怎样体会书写的感觉？
孙伯翔：学书首先要选择优秀的范本，这很重要。古代那些以刀直接入笔的小造像小墓志，不适合作为初学的范本。我是从唐楷入手，后转向《张猛龙碑》，又学《始平公造像》、《杨大眼造像》等。从笔法上讲，先由圆到方，再由方到圆，这时的圆与第一个圆是不一样的，是魏碑的圆，到最后是方圆结合。我开始用羊毫写成刀砍斧劈的感觉，现在就有了圆的成分。
记者：80年代后期，您的书风作了些调整，不再规矩严谨，于是迎来了批评。您如何看待书法批评？
孙伯翔：他们批评得很有道理，我从中有所领悟。20世纪80年代以后，我走得有些激进。周永健编的那本《中青年书法家22人集》里，我的作品结体支离破碎，最后得到了一些批评，特别是老先生的批评。我是怎么理解批评的呢？当你按照自己设想的路子走时，没人说你错，你也不认为自己错，那就勇敢走下去；当你认识到错，别人也说你错，这时再改也不迟。说实在的，我走了一些弯路，其实也不能叫弯路，如果没有激进的过程，可能也找不到现在的感觉。
记者：先生布衣出身，学历不高，但学养却流露于笔端。您是怎样看待学历的？
孙伯翔：艺术院校的书法教育为当代的艺术事业做出了贡献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年轻人最好去高等院校深造。我过去出身不好，不可能上大学，这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事情。但是，越是这样，自己越要努力。郑板桥有诗云：“十分学七要抛三，各有灵苗各自探。”不要把学历看成惟一，书法的成功因人而异，关键还是看自己。
记者：您怎么看专业与业余的关系？
孙伯翔：我觉得书法不应分专业与业余，如果非分不可，写得好的算是专业的，写得不好的是业余的。
记者：您是碑派大家，请问您对帖学怎么看？
孙伯翔：帖学要写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主张碑帖兼容，所以也花一定时间去临帖，我认为尊碑抑帖或帖学独尊都有失公允。
记者：您喜欢临谁的帖？
孙伯翔：常写董其昌和王宠，也写过二王及经卷。
记者：能谈一下您的学书经验吗？
孙伯翔：首先要把基础打好，其次要有主见。一定要有主见，没主见就没有方向，没有主见就不知道这个宝藏用什么方法来开采。
记者：您曾经说过，您去部队看战士打靶，百发百中，问其原因，人家讲是用子弹一箱一箱“堆”出来的，您称之为“子弹理论”。对“勤奋”、“熟练”您怎么理解？
孙伯翔：无论干什么，我认为勤奋是天赋的一种表现，也是抱负的一种表现。但光下苦功夫也不行，前人说得好：“写到生时是熟时”，确实如此，你必须要思考才能做到。在书法方面，我下过一番苦功夫，这是因为自己喜欢，能够自得其乐。
记者：有人曾说过，您对碑学的开掘已经超越前人，是真正的集大成者。您怎么看待这些评价？
孙伯翔：谢谢大家的褒扬，这是捧我的，不敢当。超越前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应该步前人的后尘，踏踏实实地走下去。
记者：您怎样评价自己呢？
孙伯翔：应该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留给后人，别人怎么评说，是不由自己的。我只管摆正心态，管好自己。
记者：您的对联作品大气磅礴，震撼人心，您是不是比较偏爱对联这种艺术形式？
孙伯翔：我爱写对联。对联不好写。对联最讲究和谐，因为它充满了矛盾，所以要解决好呼应关系，融合各个要素，让矛盾统一。
记者：大家都很关心您的生活，能谈谈您的现状吗？
孙伯翔：我的生活很简单。看看书，散散步，写写字，偶尔也画几笔调剂一下。很少参加活动，70多岁了，要给青年留出道儿来。
记者：谢谢孙老对青年人的关心！最后，请您对读者说几句话。
孙伯翔：书法之道实际上是个寂寞之道，希望大家不要为名利所左右，踏踏实实地把前人的优秀东西传承下来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。